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風險總體可控 返回列表

2016-10-07
近幾年,中國經濟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與此同時,隨著金融市場化的加速,金融業外部環境快速演變。多重沖擊之下,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挑戰也愈發嚴峻。

一、不良貸款現狀與趨勢

總體上看,過去幾年中,在經濟持續下行的背景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不斷惡化。截至2016年6月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到1.43萬億,不良貸款比率為1.75%,自2013年以來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繼續保持“雙升”勢頭。總結此輪的不良貸款暴露,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不同類型信貸資產質量差異較大。一是公司類貸款的不良貸款率要高于個人類貸款。與公司類貸款相比,個人類貸款信用風險較低,資產質量相對較好;二是不同行業不良貸款率差異較大。一些行業如批發零售業、信息技術服業和制造業等行業不良貸款率相對較高,不良資產問題較為突出。這些行業通常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周期性明顯;三是不同區域不良貸款率差異明顯。在此輪信用風險暴露早期,經濟開放度較高、下游行業集中的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資產質量惡化相對突出。而后,風險沿著產業鏈逐步外溢到中游和上游行業,這些行業所集中的地區,不良率在最近幾年也開始有明顯上升。就具體時點而言,不同地區因為產業結構的不同,其不良貸款的現狀和趨勢都存在較大差異。

第二,不良貸款風險總體可控。一是與國際銀行業相比,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低于同期美國的1.85%、德國的2.34%、日本的1.93%,也要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另外,我國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也要低于國際主要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的平均水平。二是與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歷史數據相比,當前的信用風險并不算嚴重。三是銀行撥備覆蓋較為充足。我國商業銀行2016年6月末的撥備覆蓋率為175.96%,盡管比上年同期有明顯下降,但仍維持在較高水平,銀行具有較強的不良資產消化能力。

第三,商業銀行經營風險更加復雜。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是信貸結構向個人貸款和城市基礎設施領域集中;二是資產結構中貸款和同業占比下降、投資類資產占比不斷上升;三是以非保本理財為代表,銀行表外資產規模迅速擴張。隨著資產結構的變化,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對于商業銀行的重要性程度不斷上升,信用風險重要性程度有所下降,商業銀行面對的經營風險更加復雜。

對不良貸款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有如下幾點判斷:

一是不良資產風險在短期內還將進一步上升。由于不良貸款風險的暴露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在經濟繼續下行的背景下,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會進一步惡化,不良貸款風險進一步上升。

二是不同區域和不同行業未來信用風險走勢存在差異。從傳導路徑來看,此輪風險從產業鏈自下而上蔓延的特征較為明顯,下游行業集中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也因此成為風險暴露的起點。考慮到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風險暴露時間較早(從2011年第4季度算起,到今年底已經有5年時間),加之這些地區的企業多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行業市場化程度較高,過剩產能的調整較為充分,預計其已接近風險拐點,不良率可能在短期內逐步見頂企穩。但以重化工和資源型行業為主的中游、上游行業,一方面因為其調整開始的時間相對較晚,一方面因為這些行業多半為國有企業主導,行業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僅僅依靠市場自發的調整,難以在短期內有效出清過剩產能,而必須要國家層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以推動。預計,在過剩產能有效去除之前,這些行業以及這些行業所集中的地區將繼續面臨不良貸款上升的挑戰。

三是房地產行業風險需高度重視。總體上看,目前房地產相關貸款(尤其是個人按揭貸款)的不良率相對較低,但在過去幾年中,由于企業有效信貸需求不足,導致商業銀行將大量的信貸資源投向了房地產相關領域,占全部新增貸款的比重迅速上升,2016年以來甚至超過了50%以上。銀行信貸結構的扭曲,一方面容易推動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導致潛在風險上升;另一方面,對房地產的信貸集中度迅速上升,也加大了銀行對房地產市場波動的脆弱性,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四是金融行業內部風險不容忽視。我國影子銀行體系中的很多資產以銀行信用為擔保,一旦資產質量惡化,風險會迅速回傳銀行體系。同時,龐大的表外業務也將增加銀行不良資產處置難度。

二、加快不良資產處置工作頂層設計

隨著不良貸款的持續上升,如何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置速度、提高處置效率,成為政策部門和商業銀行亟需解決的一個問題。盡管從發展歷程看,中國銀行業對大規模不良貸款的處置并不陌生,但考慮到目前的市場環境和上世紀末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推動相關工作時,有必要厘清一些基本原則,以便為不良資產處置創造更為良好的外部條件。

首先,要堅持市場化和法治化原則。在經濟新常態下處理不良資產,不僅關乎銀行發展,也關乎企業健康,更關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與完善。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明確貸款市場是金融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引導商業銀行用投資銀行的眼光對不良貸款進行價值重估,結合債務人上下游企業、供應鏈金融融資狀況,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并購基金、產業基金等,利用重組、并購等方式對不良貸款進行市場化處置,實現不良貸款價值的最大化。對于沒有回收價值的不良貸款,要采取相應法律程序進行核銷,確保“于法有據”。要把握好“早暴露、早處置、早見頂”的原則,避免采用行政干預方式,盡量不采取延后風險暴露的債務置換方式。

其次,應審慎推進債轉股。債轉股可以作為不良資產處置的一種手段,但要把握好以下原則:一是債轉股要有利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理順國有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從源頭上鏟除不良貸款產生的土壤;二是債轉股要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等對待,不能采取差別化的歧視性政策;三是債轉股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推進,要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依照市場化原則、采取法制化手段進行;四是債轉股要盡量與國際規則相適應,避免市場出現錯誤解讀。

最后,盡快增設衡量不良貸款的前瞻性指標。我國現行的不良貸款衡量指標是一種從事后反映銀行資產質量的指標,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國際經驗顯示,通過分析違約概率的行業、地區、客戶、產品分布,可以對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做出前瞻性判斷,以利于風險處置。面對不良資產不斷增加且還會持續較長時間,迫切需要制定能夠前瞻性反映貸款質量的指標,如違約概率(PD)等,作為現有不良貸款指標的補充。

三、體制、機制方面的建議

應當看到,現行的一些體制機制對處置銀行不良資產已經形成事實上的障礙,必須予以破除。

其一,銀行處置不良貸款的自主權不夠。一是對核銷不良貸款所需的法律要件規定較死。建議除法院出具的證明外,允許公安機關、專業技術鑒定部門、仲裁機構、行政機關等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書面文件作為貸款損失的外部證據;二是不良貸款損失稅前扣除標準整體偏于嚴格。即使符合財政部門規定的核銷條件,由于相關貸款損失不能稅前扣除,核銷成本較高,銀行也缺乏“應核盡核”的意愿。建議完善相關財稅政策,調動銀行核銷不良貸款的積極性;三是表外利息減免標準偏高。《金融企業貸款減免管理辦法》對貸款減免的條件規定比較嚴格,建議區分表內、表外應收利息,適當放松對表外應收利息的減免標準。

其二,不良貸款可轉讓標的受限較多。根據規定,金融企業不良資產必須10戶以上組包批量轉讓,個人貸款不得批量轉讓。這嚴重不符合當前的現實。建議監管部門在對單戶轉讓價格是否允許利息損失、是否允許本金打折轉讓、合格的受讓方范圍等問題進行明確的前提下,允許銀行在評估基礎上根據不良資產實際價值轉讓單戶不良貸款。

其三,現有不良資產處置機構處置能力有限。《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下稱“辦法”)規定,金融企業不良貸款必須批量轉讓給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或者當地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但問題在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貸款年處置能力不到300億,四家合計僅1200億左右,相對于目前銀行體系需要處置的不良加關注類資產規模,供給和需求嚴重不對稱。建議繼續推動資產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在補充資本的同時,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持續發展獲得穩定的長期的融資渠道;此外,建議拓寬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融資渠道,允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行專項債券,簡化審核程序。

其四,不良貸款處置中資本市場參與程度不夠。若無資本市場充分參與,幾乎無法有效處置規模達數萬億元之巨的不良資產,也無法根除不良資產增加與杠桿率提高之間的惡性互動。盡管一些銀行進行了不良貸款證券化、收益權轉讓等嘗試,還有一些銀行通過與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等資產交易平臺合作進行了一些創新,但目前不良資產處置通過現金清收、核銷、批量轉讓等傳統方式的占比仍然高達八成,資本市場參與嚴重不足,亟需盡快形成不良貸款處置市場與資本市場聯動的良性機制。建議加快推進不良貸款證券化、收益權轉讓試點工作,完善各項相關法規;建議監管當局適當拓寬批量轉讓市場,擴充受讓對象,允許符合一定資質條件的社會投資者競購不良資產包,進一步提高市場化運作水平,提高不良資產包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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